深圳配资挂在右脚上的肋骨：斯大林格勒幸存者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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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昆普夫，国防军第71步兵师第194步兵团团部电话兵。战前是理发师，战后，他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一直在那里忙碌到退休。

明信片：正在回收电话线的德军电话兵。

这是包围圈合拢之前的事情了——在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派来协助我的，经常都是些苏军战俘。一天傍晚，我接到一个重要任务，上级给了我12个战俘，要我带着他们在营指挥所周围铺设电话线，我很不放心他们，于是说：“再给我个德国人吧！”

上面的回答是：“去哪儿给你找德国人去，你和老毛子一向处得来的！”我竟无言以对。

于是，我用俄语问那些战俘：“你们有水和面包吗？”

他们摇摇头，说：“没有”。

我给他们看，表示我也什么都没有，那就去尸体上碰碰运气吧。

完成任务后，我带着战俘回到指挥所。我的手上、脚上和脸上都有伤口，而且已经化脓，所以我从路过的尸体上找了一些绷带。之前，我还找到一双布鞋，立刻脱下靴子，把布鞋换上，还用铁丝把布鞋绑在脚上，以防掉落。

我只要看见医务兵，就会喊：“来帮帮我！”

医务兵一般都会答：“没绷带了！”

我说：“我有！”

于是他会把我结痂的伤口揭开，涂上碘酒，这样我就能缓解一阵子，在战友的帮助下，我也能自己给自己处理一下。

我们逐渐逼近斯大林格勒深圳配资，那时候我有个助手，是毛子兵，叫阿列克谢，跟了我很久，我们关系很好。他甚至开口和我要一支步枪，我说：“咱们有一支枪就够了，如果我受伤了，你就用我的枪保卫咱们！”我甚至还把子弹给他看，有时候他没有东西吃，我就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他。

一天晚上，我在斯大林格勒郊外架设电话线，电话线需要通过一条鹅卵石路，于是我让阿列克谢把电话线埋得深一些，以防被坦克碾断。等他完成之后，我叫他休息一下，等我回来。我去布设通向指挥所的线路，但电话线缆已经不够用了，于是我到处找，用双手在泥土里摸索，结果找到了一些苏军留下的断线，我把断头一个个连接起来，终于凑出了这条重要的电话线。

德军TT33野战电话及轻重两种电话线轴。

干完活儿的我心情愉悦，顺着铺好的线路很快回到助手阿列克谢那边。我俯身钻进路边的沟渠里，四下张望，大声喊他的名字。我等得有点不耐烦，但没觉得他会跑路，否则他也不会把电缆在鹅卵石缝里埋得那么好——那活儿当时我自己是做不来的。

借助火光和照明弹的光亮，我一边喊着他的名字，一边寻找。突然，一个下水道井盖被推开了，我举着步枪凑上前去，从里面钻出来的正是阿列克谢，我欣喜万分——又学了一招，我心想，如果以后再遇到紧急情况，我也钻下水道。

在我离开期间，阿列克谢找到了一个苏军留下的伙食灶，嚷嚷着要去那里看看，我拗不过他，说：“好吧，但要快！”他一跃翻过木栅栏，下一秒就扔回一个罐子来。打开一看，里面是类似于布丁的东西，我用手掏出一把尝了尝，没什么味道，似乎是小米或者玉米做的，好歹是个能吃的东西——这时候，任何能吃、能喝的东西，都是上天的恩赐。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听到一个受伤的苏联兵在呼救，我拉了拉阿列克谢的胳膊，说：“那边有个‘俄国同志’！”他过去和那人说了几句话，然后反过来拉住我，说我们该走了。

第二天清晨又继续进攻，阿列克谢被调往另一支工兵连。天色已亮，通往指挥所的电话线已被炮火切断，我们此刻正向城市内部推进。走了一段路后，另一名电话兵格布利赫和阿列克谢一同赶上来。我看见格布利赫疲惫不堪，便喊道：“咱们在这个弹坑里躲会儿吧！”我借机把路上找到的一块面包用匕首切成几片，与他们分食，突然，格布利赫说：“我要把这个老毛子枪毙了！”我大吃一惊——格布利赫前几天才分过来，虽然呆的时间不长，但这个人间地狱已经足够让他崩溃。

我马上对阿列克谢说：“这位战友不会真的枪毙你，他有点儿崩溃了，我去和中士说，今天必须把你要回来。”我把手递给他，他明白了。简单告别后，我们各自去寻找各自的电缆，格布利赫朝伏尔加河方向走去，我则往城外走。

在这次行动中，我和战友威廉·亨尼格接近了一条柏油路，路侧铺有人行道，子弹乱飞，残骸遍地，还有铁丝网，到处都是交火声和照明弹的闪光，令人极度不安。于是我让威廉进行警戒，自己去检查线路。我把器材挂在脖子上，把随身的匕首插在人行道上一棵小树下面的土坑里。我刚用口令报完“检查完毕！”威廉就在呼喊：“俄国人来了！”

我回答：“别开枪！”这里只有铺装路面和铁丝网，我无处躲避。我捡起靠在树旁的卡宾枪，解掉保险，把枪顶在髋部，手指搭在扳机上。借着火光，我看到了一个苏联兵的身影，笼罩在照明弹闪光，烟雾和硝烟之中，显得格外凄凉。这位“同志”从街道中间靠近，向前走了三四步，环顾四周，又继续前行。

我想，原来你们也不敢大摇大摆！他每走一步我都盯着，盯着四周，盯着他的冲锋枪，一旦他想动粗，那他必死无疑！又走了几步，我看见第二个苏联兵，我向左转身，悄然瞄准他的身体。他又走了几步便停了。我寻找威廉，却没见着他，他可能在十字路口的岗亭后面隐蔽着。

随后又来了十个，都端着冲锋枪，我已决定一旦被发现就开火自卫，但和12个冲锋枪兵群斗，我定无胜算，但起码能放倒几个。为什么我们离得那么近，却没有“发现”对方呢？我至今都想不通，难道是他们也不想开火，看我也没发枪就刻意回避吗？当时的距离也就有三米，如果他们没有武器，我倒是想和他们唠两句……

毛子兵走后，我果然在岗亭后面找到了威廉深圳配资，我们继续前进，手里握着电缆。俄国人的出现让我们更加谨慎。我经常停下，不只是用眼睛，还用全身去感受周围环境。我已经习惯了乱飞的子弹、炮弹、迫击炮弹和照明弹。

我们看到了什么？一辆满载内衣的卡车！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内裤和背心穿了，原本的已经脏得没法再穿，满是虱子，我实在受不了，就把它们扔掉了。这或许是个错误，因为我其他的衣物状况也好不到哪去。夜里寒冷，简直像是穿着铁皮裤子。这个发现来得正好，我从车上抽出一条内裤塞进腰带，又翻找一件看似衬衫的东西。虽然更像件夹克，但最终也揣在了腰里。

回到指挥所后，我立刻询问格布利赫的情况。有人告诉我，他和那个俄国助手去检查线路后再也没有回来。我想要点水，电话兵克劳斯·诺伊修斯递给我他的水壶，我大口喝下去，只觉得体内像被点燃了一样，这时候才发现壶里装的竟是极烈的伏特加，太吓人了！一时间火辣辣地灼烧着，这时候早就没有水了。

一个下午，诺伊修斯带着两支卡宾枪回来，激动地说：“威廉倒在火车站，恐怕活不成了！”我立马扛起担架，带着四个俘虏赶过去。路上有狙击手放冷枪，费了好大劲才接近威廉，他趴在铁轨之间，伤口有两只手那么大。我尽可能小心地把担架放到他身边，和四个俄国人一起把他抬上去，仍保持着俯卧的姿势。

几米外就是陡峭的路堤，上面全是松软的沙土，很难攀爬。子弹在耳边呼啸，,我们跪爬着把担架往前挪。威廉痛苦地喊叫，还翻滚身体，我只好把他按住。对他说：“别动，我们带你去看医生！”一路上枪声逼得我们低着头，因为白天敌人看得清清楚楚。终于，我们把他抬回了漆料库，也就是团部所在地，那里有个医务兵，我们把伤员放在他脚下。

我满身大汗，靠在墙上，看着那巨大的伤口。见苍蝇落在上面，我请求医务兵帮忙，他在伤口上放了一大块纱布。威廉抬起头，我把一件军大衣垫在他头下，问他感觉是否好些。他没有回答——我只能帮到这儿了。

一天晚上，我出去修理线路断点，结果遇上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我正用双手在泥土里寻找电缆，还得时不时的抬头观望。为了防止被窃听，我们铺了双线，所以有一路线路架设在高处。脚下常常会有碎石或杂物，所以我养成了尽量把脚抬高的习惯。突然，我踩到了什么，并且踩穿了它。我的第一反应是踩到了死人——果然，当我再向前一步时，发现一副肋骨正好挂在我的右脚上。我把它踢掉，继续工作，根本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野战电话箱，盖子上贴有“通话时留意！敌人可能窃听！”的警示贴纸。

有一次，我白天在高处布线，收工后从伏尔加河方向回来，肩上扛着攀登铁钩，穿过涵洞，来到铁路堤岸。这时候一辆敞篷轿车驶来，停在我面前，车上的人穿着褐色制服，戴着万字袖章。他们说想要拍摄伏尔加河。我告诉他们：“河就在堤岸后面，但敌人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听罢立即掉头，顷刻间“无畏的国社党人们”就消失在滚滚尘烟中，我心想，看来只有我们，才注定留在这里送命。

德军通讯兵用攀登铁钩，穿在脚上用来辅助攀援电线杆和树木等。

还有一次，我牙疼得厉害，只好去皮托姆尼克那里看牙医。牙医诊所设在一间木屋里，只有一间房间，我和几个战友坐在那里等着治牙。里面只有一把椅子和一条长凳。墙壁与角落间，到处可见子弹穿透的痕迹以及迫击炮弹片打出的洞。而仅有的“抚慰音乐”，则是飞机呼啸声和机枪扫射声的交响曲。而那位尽职的牙医就在这样的枪林弹雨中，淡定地踩动脚踏钻机，替我们解除牙痛！即使到了今天，我仍想向他表达由衷的谢意。

有一天，我被召去城里的监狱，也就是师部的所在地，为我们的师长罗斯克剪发。我向他的贴身勤务兵、上等兵沙贝霍恩报到，他有自己的一间牢房。走进这间牢房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里面摆着一排水果馅饼。

我问沙贝霍恩：“这些馅饼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几乎什么都没得吃，而你这里居然有？”

他答道：“我从法国带来的。”

“可别扯了，你赶紧分我一个，不然我就去告发你！”

“不行，将军马上要来了。”

““那他少吃一个又怎样，我会把它分给我的战友们。”

我出去拿来了一只饭盒和一个洗衣袋。回来后，这位勤务兵用一根沉重的铁棍顶住门，不让任何人看到这笔交易。他把一个馅饼放到一边，我则付了他二十马克。我急忙用匕首切下四分之一当场吞下，其余的塞进饭盒里。

这位上等兵随后通报指挥官，说理发师已到。我进去敬了个礼，环顾寻找一把椅子，礼貌地说：“中将先生，请坐。”——理发店开张了。我向他要了一条手巾盖在脖子上，便开始动手修剪。理发过程中，罗斯克命令我与另外两位战友去百货商店待上两天，为部队官兵理发。

回到同伴那里，我把“战利品”放在桌上，用匕首把馅饼从饭盒里铲出来，分成四份，说：“快吃，不然可能还得再细分。”我心想，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能吃到甜点了。

第二天，我按照命令去百货商店理发。途中遭到步枪射击。我心里暗想：放过我吧，我只是去剪头发的。我的两个同伴已先我而至，我们的“理发厅”设在地下室。后来，这间地下室成了保卢斯元帅的指挥部和住所。我十分熟悉这栋厚实的混凝土建筑及通往它的道路，因为电话线路一直通到那里。我们必须保持三十二条线路畅通，所以从未有过闲暇。

一次排查线路故障时，我遇到一群俄国战俘。他们穿得整整齐齐，而我自己衣衫褴褛：军上衣已经缺了几块布，裤子更是破烂不堪。我心想，该弄条像样的裤子才行。我对一个俄国人说：“把裤子脱下来！”他看了我一眼，神情古怪，但当我脱下自己的裤子时，他还是照做了。我们换了裤子，他的裤子穿在我身上正合适，只是棕色的颜色有些不对。

此时，我已经给自己惹上了麻烦。不久，一个陌生的同僚用枪托猛击我背部，说道：“快走，你这个伊万！”穿着那条俘虏的裤子，外加一双颜色不一的靴子，我就这样踏上了休假之路。曼克中士给了我一张凭证，说等我回到德国本土后，可以凭它领取一整套新的军装。

在从斯大林格勒返回德国的途中，我被两次除虱。到斯特布尼茨的公共汽车上人满为患，许多人只能站着，而我周围的座位却空着。当地的老百姓大概觉得坐在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前线士兵旁边有些丢人。

我便大声说道：“你们都可以安心地坐到我身边来，我的样子或许不太体面，但我可是极少数能从斯大林格勒获准休假，全身而退的人。”

话音落下，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望向我。